何为则民服──读贺佛尔《狂热分子》


  • 2020-06-17

贺佛尔(1902–1983):《狂热分子》。原书名是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作者是自学成才的人,大半生都在打散工,六十二岁始成为加州柏克莱大学政治科学高级研究员。此书主要分析群众运动中的群众心理,并探讨运动的领袖如何利用群众心理去推行运动。本文将概述其说并评价之。

贺佛尔的论点总是从人性的幽暗处立论,并且辅以心理分析发挥。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正言顺,自然得道多助。名不正言不顺,也就失道寡助,寸步难行。但在贺佛尔而言,事实并非如此。运动理念高低并不保証运动成果。

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由它的奥妙性、崇高性或正确性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把个人隔绝于自我及世界隔绝得有多彻底。

当投入运动的人越和自我与世界隔绝,他对运动的依赖就越高。他对运动越依赖,他就越能够奉献自己。而牺牲奉献正是所有运动赖以成功所之处。群众运动需要标举希望,以让信徒能够抛下一切地奋斗。首先是短期的希望,这时的运动着力诱发激情。当运动逢勃发展而夺权,便需要改变目标。这时领袖便会搬出长期而无法实践的希望,并且强调忍耐与顺服。而且运动必需有一个敌人,魔鬼。「一个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魔鬼的具体性与鲜明度成正比。」因此纳粹党需要犹太人,共产党需要民主西方世界,只因仇恨能促进群体的凝聚力,让运动保持向心和生猛的活力。

然则,哪一种人最容易被隔绝于自我和世界之外呢?那些自觉是社会里最失意的人就是最佳的成员。他们是群众运最佳的成员。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因此他们随时準备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这些失意者越多,群众运动就越有机会一呼百应。这些被隔绝的狂热份子既不顾及现实的道德和规矩,也不愿意承认任何限制,他们不再认同任何个人主义,他们服膺的是领袖崇拜。「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当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背叛的自由。」

正如运动的理念高低无关痛痒,群众运动的领袖也不需要拥有最高的品德,也未必需要拥有最顶级的识见。「真正重要的是他敢于摆出自负的姿态、完全漠视别人的意见,不惜一个人单挑整个世界。」换句话说,就是领袖魅力。贺佛尔甚至详细列举出一个杰出领袖的特质:

狂然相信自己掌握了唯一且独一的真理;相信自己是命定的领袖,总是受幸运之神眷顾;具有强烈憎恨别人的能力;藐视现在;懂得利用人性的弱点;喜欢排场(壮观的场面和典礼仪式);厚颜无耻,可以完全不顾前后一致和公道公理;认识到追随者渴望的是集体性,而且再多的集体性也不为过;有能力赢得和维持一群能干助手的绝对真诚。

这些特质加起来大抵就是一个擅于蛊惑人心的独裁者,狂傲、决断、有着过人的凝聚力,像列宁、希特拉。贺佛尔一生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党崛起,又见証苏联共产党如何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去管理苏俄。无论是苏俄、法西斯还是纳粹党,都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极权国家。纳粹、法西斯虽然先后瓦解,但苏联依然和美国分庭抗礼。苏俄的管治方式正正就是以极度狂热的方法宣传鼓吹共产主义就是世间唯一真理。无时无刻向人民灌输,共产主义最后必定会击倒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制。同一时间,人民的工作、土地、房屋、生活各种皆受党控制。凡此种种皆是上述的领袖特质下发展而成管治的方法。

贺佛尔并不是传统的学者。全书看似结构严谨,实则却是夹杂着无数略嫌武断,却闪烁着直观式智慧的判断。

人们评价一个种族、国家或任何群体时,往往是在该群体最低劣的成员中取样。这种做法儘管有失公允,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

中国人总是大声疾呼某些行为不代表中国人,中国很大,他们不代表中国云云。他们其实需要读贺佛尔这段引文。因为国际社会评价中国时并不会以鲁迅、高锟、李旺阳、刘晓波、刘霞作为参考。而以最低层民众作为参照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当瑞典犯人所住的监狱比中国绝大部份民众的人民也住得更有尊严,而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率皆受到严格监控,中国政府竟以种族尊严去煽动民众?还是献丑不如藏拙吧。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要论辱华罪,中国政府本身才是大的辱华主义者啊。因此瑞典人只能看到中国人到处大小二便,横蛮无理、惹事生非,亦是不无道理。否则只以精英知识份子而论,哪个国家没有大江健三郎或者聂鲁达呢?最低级成员才是这个国家的底蕴。而且,最低劣的成员确实正在决定整个群体的命运。那些渴求逃避自我,投身群众运动的就是社会的失意者。至于领袖就是道德败坏者。二者相合,乃令群众运动益发壮大,进而夺权建立全新的体制。推而论之,一个独裁者就算如何壮大自身,控制群众的管理层永远不可能比一般民众的人数多。只有当民众放弃挣扎,放弃自由,独裁政权才可维持其生命。公安、城管、各级官员当然很多,但能够比中国外交部每天挂在口边的十四亿人口多吗?只有当民众自甘堕落,放弃尊严,不敢背起自由的重担(自由选择同时亦代表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十四亿人口同时软弱低头,社会上的劣等成员,才能厚颜无耻不顾公道公理地鱼肉人民。共产党、中国、中国人民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吗?曾经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管治下也是受害者。现在回想,也真是大有可疑。甚至当我们举目所见香港的官员,尸位素餐,是非不分,香港的命运「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实在是非常準确。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有正义的明明比不正义的人多智、更好、更能干,而且不正义的人不能有共同的行动。不仅如此,我们说坏人有精力充沛地行动的时候,并不十分正确,因为他们如果是十足的恶,就会互相殴斗起来。」柏拉图的讲法就像是提早向贺佛尔写下的诘难,一个提早酝酿了千多年的回音。柏拉图的说法对人性充满信心,道德低下的人既无法合助亦无法互相信任,只会在行动的过程中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算计拖累。柏拉图是对的,但前提是每个成员都珍惜自我,并因此执着于自我所能得到的利益。但柏拉图大抵不曾想像过人类的堕落是可以如此惊人,甚至连自我也可以弃如蔽履。「一个人除非善于用脑子,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他一种负担。」群众运动讲求集体性,个人的独特性并无价值。「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领袖,与其说是因为他相信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领袖可以把他们带离开他们不想要的自我。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当运动里的群众抛弃自我,他们的善恶就以集体和领袖的善恶为善恶。一个人连自我都愿意抛弃,对利益也自然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免于思考,免于自我才是最重要的课题。于是领袖运用群众,就如同心指手,手指臂般顺畅。

比起柏拉图,贺佛尔的思想明显更有师法杜斯妥也夫斯之处。且再重温一次杜氏的《罪与罚》所言:

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意听命于人。

第二类人[……]他们绝大多数都要求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他也能忍心踏过血泊──但这要看理想的性质和规模。

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永远会如此!只有瞎子才看不清!

将二者比较,杜氏所言的第二种人就是贺佛尔所讲的领袖,而第一种人就是群众。至于第二段引文,活脱就是贺佛尔所言的领袖特质。贺佛尔可以说是在杜氏的基础上,将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心理分析得更仔细。读者不难发现,贺佛尔虽然大半生游走于体制之外,活得彷如社会的失意者。但他对众群运动的观察,其实透出浓重精英主义的气息。他不但指出群众是失败者,甚至连咤叱风云的群众领袖对他而言也只不过是敢于把狂妄自大发挥到极致,遂能以先知的姿态引领历史。譬如他分析领袖对待群众心理就很能展现精英的目光。「他觉得『所有人都是蠢才』之说不及『所有人都是懦夫』来得真确,所以他会赞同梅纳德爵士所说的,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心坎里。」民众连愚眛也说不上,不过是任人摆布的懦夫而已。

贺佛尔的见解实有其独到之处。他对群众运动的理解不限于草创阶段,亦不局限于如何向政权争取权益。其目光更伸延至群众运夺权后,如何透过改变群众和团体自身去巩固既得利益。因此,群众运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袖和目标。言辞人、狂热者、行动人,万万不可错配。一个称职的行动人,过早登场,意图取代言辞人的角色,运动就会打草惊蛇。反之言辞人跑去当狂热者,运动沦为空谈自难避免。可以说,他指出了管理一个庞大的群体如国家、教会,都是属于群众运动的一部份。而另一方面,他认为群众运动贬低人性,也不承认群众运动是为了让社会更为合理。以失意者为群众运动的基础更是令人垢病。但无可否认,当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输无可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切群众运动和革命才是最有爆发力的运动。另外,每场群众运动中不止有失意者,还有理想主义者、投机者、背叛者。而以理想主义者为基础的群众运动亦可以发挥惊人的献身和集体精神。最后,在贺佛尔的年代,互联网尚未普及,人民利用科技去连结,独裁政权又利用高科技去实行更全面的监控也尚未问世。《狂热份子》虽有其时代烙印,其对群众运动的观察依然是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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